1.脑瘫儿进哈佛29年前妈妈只要他能活着是怎么回事？
脑瘫儿进哈佛29年前妈妈只要他能活着是怎么回事？
有一次，去按摩的路上遇到大雪，我骑自行车带着儿子不小心滑进了水坑里。我把他扶起来，自行车倒了，把自行车扶起来，他又倒了。等把他抱上自行车，走到医院，已经成了泥人。
2015年7月，邹翃燕参加儿子的研究生毕业典礼。
邹翃燕埋藏了29年的秘密被揭开了。
母亲节后一天，她将脑瘫儿子送进哈佛的故事，登上了微博热门话题。
29年前，儿子丁丁（第二个丁读zhēng，记者注）因出生时宫内窒息，被医生判了死刑——“不是傻就是瘫，建议放弃”。母性本能驱使邹翃燕做出选择。她决定赌一把。“我只要他能活着”。
这二十多年，丁丁的身体缓慢恢复，从外貌上已经和正常人没有区别。十年前，他考上了北大，再过几个月，他将从哈佛毕业。
5月16日上午，这位54岁的母亲说起29年前的生死抉择、独自一人带孩子的艰辛，以及生活给予她的重击时，语速轻快，云淡风轻。说到儿子一点点的改变时，不时笑出声。
作为单亲妈妈，她没法去跟别人诉说这其中的痛苦。“说了又能怎样呢？别人安慰你几句，陪你掉几滴眼泪，有什么效果呢？路还是得你自己走，日子还是得你自己过，我不是那种希望被人同情的人。”
她也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。“我只是运气不好，但我接纳了，做了我该做的和能做的。”
丁丁7个月大时和母亲在一起。
我是妈妈，我不能放弃他
1988年，我25岁，是武汉幼儿师范学校（现武汉城市职业学院）的一名老师。那一年，我做了母亲。
江城夏季炎热，7月份，我被送到荆州的婆婆家待产。
7月18日上午6时，我被送进荆州市下属的一家县级医院。那时正是医院早上交接班时间，我在产床上躺了两个小时，等医生接班，孩子已经出现宫内窒息的症状。9点30分，孩子出生。7斤6两。
因出生时出现过窒息的情况，孩子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市区医院抢救。
在病床上，我很着急。四天后，第一眼看到孩子。他身上没洗干净，皱巴巴的，护士给他打针，由于血管太细，半个多小时扎不进针，护士豆大的汗珠滴在他脸上，什么反应都没有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旁边的小孩觉得疼，会哭，他不会。
医生说，孩子宫内窒息，曾气管插管给氧抢救，出生次日有抽搐的情况，可能是重度脑瘫，颅内有出血，但现在孩子太小，做不了CT，无法确认血块有多大。接着，她分析，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血块压迫大脑，影响认知，会痴呆；一种是压迫小脑，影响运动神经，会瘫痪。简单来说，这个孩子，要么傻要么瘫。医生下达病危通知时说，你们还年轻，以后还能生健康的宝宝。这一个，建议放弃。拔掉输氧管，几分钟就结束了。
我当时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，好像不是踏踏实实站在地上，是飘起来的，在空中浮着。医生后来说了很多，但我感觉她的声音越来越远。
在医院的走廊里，我放声痛哭。我觉得不公平，我明明这么努力，为什么厄运会降临在我头上。我是做了那么充分的准备在等待这个生命啊。
那十个月，我对着《孕期指南》的食谱吃东西，我以前从不吃猪肝，但书上说猪肝和动物肝脏对孩子视力形成有帮助，我就吃，吃了吐，吐了继续吃。我改掉了以前晚睡晚起的习惯，早上起来给他读诗，晚上睡前给他放胎教音乐，就希望他能有个好的生长环境。
那时候，我最喜欢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的自传体小说《窗边的小豆豆》。我常常摸着自己的肚子和他说话：你以后是不是会像小豆豆一样可爱？你会不会比他更乖一点？不管你是男孩女孩，小名就叫“豆豆”了。
这十个月，我们虽然没有见面，但我和他有过那么多交流。我是妈妈，我不能放弃他。
医生再次征求意见时，我说我不想放弃，我只要他能活着。
我记得，当时病房里有两个特危孩子。有一天早上，我醒来时发现，隔壁床的孩子不见了，夫妻俩也不见了。医生说，他们放弃了。
我看着自己的孩子，不哭也不闹，突然想起了《诗经》里的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嘤嘤”。树木倒下也能发出一些声响，要是我的孩子也能给世界留下一点声音和动静就好了。我给他取名“丁丁”。
开始我是假装坚强，装久了，就变成真的了
十几天后，我们出院。回到家里，我才感觉到害怕。躺在身边的儿子，头都抬不起来，直流口水，我就睁眼看着，发呆。脑子里好像想了很多东西，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——他要是真傻，怎么办？
孩子半岁时，我带他去医院看智力专科。他从小吃药比吃饭还多。但一直无法确定智力是否存在问题。但他三个月大时，我给他看彩色气球，从他眼珠子的转动来看，他好像是可以分辨颜色的。我很兴奋，那会儿就觉得，他至少是不傻的。
他八个月大时，医生确定，这个孩子智力没问题。但当年的宫内窒息还是给他留下了后遗症。医生的诊断是，智力正常，但左轻偏瘫，左脚活动不灵，走路不协调，有运动障碍。
别的小孩两岁就能走，他不行，只能扶着摸索，抓力和握力都很差，3岁才学会走路。我一边在家里帮他训练，一边带他去医院做康复按摩。
丁丁三岁时学会走路。
对他来说，写字和用筷子都是非常痛苦的经历。别的小孩轻而易举完成的事情，他要花费几倍于别人的时间。为了训练他的握力，我和他比赛撕纸，用了一年，他才能撕出花样。他握不住笔和筷子，我就和他比赛递东西，直到他能拿稳重物，又是一年。
我每周要带他去做三次全身按摩。每次一小时，晚上七八点过去，六七个人围着他，按手、按头，按脖子，最后一个步骤是揪起背上的皮，一点一点碾。很疼，其他小孩哭，家长跟着哭，家长一哭，孩子哭得更凄厉。
最开始，丁丁也哭。我跟他说，你哭了就不疼了吗？如果哭了不疼，那你使劲哭，我也帮你哭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咱们就不哭了。
后来我就看着他在病床上，咬着牙不哭，吸鼻子，哼哼。我心里很难过，知道他疼，但还要跟他开玩笑说，背上卷皮都卷出一朵花来啦。
有一次，去按摩的路上遇到大雪，我骑自行车带着他不小心滑进了水坑里。我把他扶起来，自行车倒了，把自行车扶起来，他又倒了。等把他抱上自行车，走到医院，已经成了泥人。
孩子10岁那年，我和丈夫离婚，但从儿子上幼儿园，我们就在谈离婚。分歧在当年决定要不要抢救儿子时就有了，他主张放弃，我不同意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以后孩子你养。我当时就赌气一样说，我养就我养。
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太苦，又没有精神支撑。我会问自己，值得吗，犯得着吗。有一回，他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卧室门反锁了，我从7楼阳台翻进他卧室，把门打开。十几分钟里，整个人是瘫软在地上的，要是我从楼上摔下去怎么办呢？那时候就想，如果我撑不下去，就带他一起走，没有我，他怎么活。
有一回，我晒洗枕套，发现白布里面有褐色斑点。儿子问我这是什么。后来想想，可能是泪痕，做梦时无意识哭，留下来的。有时候真得太焦虑了。
我没法去跟别人诉说这种痛苦。说了又能怎样呢？别人安慰你几句，陪你掉几滴眼泪，有什么效果呢？路还是得你自己走，日子还是得你自己过，我不是那种希望被人同情的人。靠同情没法过日子，还不如不哭。
其实开始我是假装坚强，因为我儿子需要我，我不坚强，儿子怎么办。装久了，就变成真的了。儿子这件事，我真的在乎，真的难受，但我假装不在乎，不难受。摆在面前的坎，等我闯过一次、两次，回头再看，我发现，我还挺能干的。
丁丁和母亲邹翃燕。
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个苕？
我自学了家庭按摩。他放学回家，我就帮他按摩。
他在一点点恢复。上小学时，学校离我们家步行十来分钟，他走起路来，左腿还是没劲，耷拉着，比正常人慢。一个绿灯的时间，他过不了马路，红灯亮了，他站在斑马线上，朝来往的车辆示意，车都会停下来。
小学时，每次考试，因为他写字慢，我得跟老师申请给他延时。四年级以后，他的速度也逐渐跟上了。我们有个策略，做过的部分要保持正确率，这样的话，即使答不完题，也能有很好的分数。
邹翃燕近照。
我最担心的是身体原因会让他产生自卑心理。他小时候，我给家里买了很多玩具，吸引大院里的小孩儿到家里来和他一起玩，毕竟他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去跑去闹，医生说，如果发生冲撞，再伤到头，就前功尽弃了。
我用让他复述《天气预报》和《新闻联播》的方式去训练他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。小学低年级时，他喜欢跟大人们讲新闻里看到的东西，讲苏联解体。大人们都表扬他。这无形中增强了他的自信。
初一时，我试着让他去参加军训，融入集体。但提前也给老师打了招呼，如果他做不到，希望教官不要批评他。向左转，他慢半拍；抬腿、正步走，他也不行。教官从没批评他。别的孩子有意见了。教官就说，人家是脑瘫儿。后来同学们编顺口溜骂他，“丁丁是个苕（武汉方言“傻”的意思，记者注）”。
他给我打电话说不想上学了。我当时正在贵州学习，坐了30个小时火车赶到学校。课间10分钟，我走到讲台上，跟孩子们说了丁丁的情况，还跟他们说，如果上天不眷顾你，让你身患疾病，你已经很痛苦了，还遭到辱骂，你不难受吗？我声音是有些哽咽的，孩子们可能被这样的场面震住了。全班寂静无声。
出门我就跟儿子说，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个苕？退学能证明吗？不行，你只能靠优异的成绩来证明自己。
后来，他的成绩一直都在年级上游。
我年轻时的心愿就是读北大，只是后来上了湖北大学中文系。他刚懂事时，我跟他说，北大是我非常想去的地方，你要帮妈妈完成心愿。他说，你放心吧。后来，他真的以660分考上了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。
2015年7月，邹翃燕在儿子的毕业典礼上。
接到通知书时，是个傍晚。我看到那张白底红字、写着“北京大学”的录取通知书，眼泪真的要掉下来了。他倒是挺冷静的，一直在担心到北大去学习跟不上了怎么办。
本科毕业后，他又被保送到北大国际法学院。这次换专业也和他的身体有关系。尽管他现在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差别，但很多精细化的工作还是没法完成。比如，他无法控制手指的力度，往试管里滴试剂，有时候多了，有时候又少了。别人一天能做两场实验，他可能一天都待在实验室里，也做不完一个。
哈佛是他毕业、工作以后申请的。他原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法务，但感觉职位太过边缘，想继续读书，就申请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LLM（相当于国内的法学硕士，记者注）。其实只有一年的课程。去年夏天去的，今年夏天就要毕业了。
原来这样的家庭有这么多
儿子的事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坎了，我已经跨过去了，其他的困难，对我来说已经云淡风轻。明年我也将送走我的最后一届学生，享受退休生活。
有人说我给了儿子两次生命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是没错的，当年要是我签字，他就没有命了。他自己也说，我是他的精神导师，亦师亦友。
丁丁20岁时的照片。
有人问我，如果儿子没有考上北大、没有进哈佛，只是平庸之辈，我后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和付出。我真的不后悔，我的初心就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，能有所作为更好，从没想过一定要他上北大。
丁丁考上北大以后，身边陆续有同事、朋友知道了他的状况，介绍了一些有脑瘫儿的家庭给我。我才发现，原来这样的家庭有这么多。以前我只顾自己，觉得自己是个案。那时候才发现，原来大家都找不到方向，迷茫，甚至很沮丧、痛苦、失望。
我跟儿子商量，能不能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，给同样境遇的孩子和家长一些鼓励，让他们有信心走下去。治疗总比不治疗要好，多一些坚持，少一些放弃，这些孩子或许都能成为可以自立的人。
我儿子同意了。我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。
很多家长来加我微信、QQ，有语言发育不好的，脑积水的，都来问我，他们应该怎么办。我给不了他们切实的帮助，真的，我不是医生，怎么治疗，我也不懂，只能跟他们说，到医院去，坚持治疗，自己可以主动学习一些按摩方法，这才是积极的态度。
作为母亲，我也理解他们。他们可能也没想从我这里得到专业帮助，只是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吧。
现在医学水平比二十多年前高很多了。我不能说坚持一定会有奇迹发生，但坚持总比放弃好。放弃治疗就是放弃了希望，放弃了孩子的未来。
我总会想到当年曾和丁丁一起做按摩的一个小男孩，因为太疼，那个小孩坚持了一个月，没有再去了。后来碰到他家长，说他只能待在家里，行动依旧不便。
